1980年，纪登奎的辞职申请获批后，他搬离了原来的住所。没想到股票杠杆平台app，搬到新家后的一天，他在看电视新闻时，竟然大发雷霆！
1980年，北京的一个普通院落里。五十七岁的纪登奎坐在旧沙发上看电视新闻。
几个月前，他的辞职申请正式获批，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职务。他主动交出钥匙，带着家人搬离了条件优越的机关大院。
退下来后的纪登奎深居简出，平时说话慢声细语。但这天晚上，他盯着电视屏幕，脸色突然变得铁青。
他猛地抬起手，“砰”的一声重重拍在面前的木桌上。桌上的搪瓷茶杯被震得跳了起来，茶水溅在桌面上。
“这群蛀虫！”纪登奎咬着牙，大声骂了一句。
正在厨房收拾碗筷的家人吓了一跳，赶紧跑进客厅，以为他对“下台”有怨气。但顺着纪登奎的目光看向电视屏幕，家人才明白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。
电视里，播音员正在通报一起地方官员挪用农业专项资金的贪腐大案。涉案人员为了修建豪华办公楼，竟然把拨给农民买化肥和农机的钱截留了。
纪登奎曾长期分管农业工作，最清楚农民种地有多难。他指着电视机，对家人大声说：“老百姓还在地里刨食，他们倒好，把买化肥的钱拿去盖大楼。当官不为民，那还当什么官？”
纪登奎发这么大的火，是因为他自己干净了一辈子，对铺张浪费和贪污腐败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。
几个月前，中央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，纪登奎当时五十七岁。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上午，他就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叫到办公室。
“我的辞职报告批了，我不在岗位上了，这套房子就该腾出来给新上任的同志住。”纪登奎指着屋子下达指令，“我今天就开始收拾东西，这几天就搬走。”
管理局的同志劝他：“纪老，您刚退下来，不用这么急。按规定，您可以再住一段时间，等新房子彻底安顿好再搬也不迟。”
纪登奎摆摆手：“规矩是规矩，觉悟是觉悟。占着公家的房子不走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搬家那天，管理局提议派几辆公家的大卡车和几个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搬运。纪登奎直接拒绝：“我已经不是副总理了，不能占公家的便宜，更不能折腾战士们。”
他找来几个旧编织袋和废弃的纸箱子。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动手，把家里的旧铺盖、几件穿了多年的旧衣服和一堆马列著作装进去。
家里没有名贵家具，没有古董字画，最值钱的就是几排大书柜。一辆普通的小货车，一趟就把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全部家当拉到了新住处。
在位时，纪登奎更是出了名的“抠门”。
有一次，他以副总理的身份去南方某省视察农业灾情。地方上的领导为了迎接他，专门包下了一家高级宾馆，并在房间里摆满了进口水果和高档香烟。
纪登奎推开房门，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，停下脚步。他转头问随行的地方干部：“住这一晚多少钱，桌上这些东西谁掏钱？”
地方干部赔着笑脸：“纪副总理，这都是地方上的一点心意，走的是接待经费，不用您掏钱。”
纪登奎沉下脸，指着门外：“接待经费不是老百姓的钱吗？外面受了灾，老百姓饭都吃不上，你们让我住高级宾馆吃进口水果？把这些东西全撤了，给我换个县委招待所，不然我今天就睡吉普车里。”
地方干部吓得满头大汗，赶紧照办，把他安排进了一家墙皮发黄的普通招待所。
视察结束前，纪登奎照例审查接待费用清单。他拿着笔，指着账单上的一笔开销，把负责接待的干部叫到跟前。
“这笔伙食费怎么这么高，我们这几天吃了什么山珍海味？”纪登奎厉声质问。
干部结结巴巴地解释，因为有中央首长来，食堂专门去市里采购了海鲜，加了几个硬菜。
纪登奎把账单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：“咱们花的是老百姓的钱。从今天起，我定个规矩，我走到哪里，就吃哪里的机关食堂。四菜一汤，不准见海鲜，谁敢超标，我拿谁是问！”
他出差从来不带家属。开完会，他自己提着旧皮箱上下车。随行秘书看他年纪大了，要帮他拎包，他一把抢过来：“我的手脚还没废，自己能拿。”
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同样苛刻。纪登奎的几个孩子到了参加工作的年纪，有人提议可以安排进中央部委或者效益好的国企。
纪登奎把孩子们叫到客厅，定下死规矩：“你们是我的孩子，但更是普通老百姓，谁也不准打着我的旗号去要官要待遇。”
结果，他的子女们全都在普通的基层岗位上做着普通的工作，没有一个人因为父亲的职务而享受过任何特权。
那天晚上，看完那条贪腐新闻后，纪登奎连晚饭都没吃下。
他关掉电视，一个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坐了很久。
他虽然不在其位了，但听到国家财产被侵吞，依然心如刀绞。他从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里走过来，吃过糠咽过菜，太清楚新中国的家底是怎么一分一厘攒起来的。
纪登奎晚年一直住在这个普通的院落里，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。1988年7月13日，纪登奎在北京病逝。
权力可以交接，职务可以辞去股票杠杆平台app，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骨子里那份“天下为公”的信仰，却是一辈子都卸不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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