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80年,纪登奎的辞职申请获批后,他搬离了原来的住所。没想到股票杠杆平台app,搬到新家后的一天,他在看电视新闻时,竟然大发雷霆!
1980年,北京的一个普通院落里。五十七岁的纪登奎坐在旧沙发上看电视新闻。
几个月前,他的辞职申请正式获批,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职务。他主动交出钥匙,带着家人搬离了条件优越的机关大院。
退下来后的纪登奎深居简出,平时说话慢声细语。但这天晚上,他盯着电视屏幕,脸色突然变得铁青。
他猛地抬起手,“砰”的一声重重拍在面前的木桌上。桌上的搪瓷茶杯被震得跳了起来,茶水溅在桌面上。
“这群蛀虫!”纪登奎咬着牙,大声骂了一句。
正在厨房收拾碗筷的家人吓了一跳,赶紧跑进客厅,以为他对“下台”有怨气。但顺着纪登奎的目光看向电视屏幕,家人才明白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。
电视里,播音员正在通报一起地方官员挪用农业专项资金的贪腐大案。涉案人员为了修建豪华办公楼,竟然把拨给农民买化肥和农机的钱截留了。
纪登奎曾长期分管农业工作,最清楚农民种地有多难。他指着电视机,对家人大声说:“老百姓还在地里刨食,他们倒好,把买化肥的钱拿去盖大楼。当官不为民,那还当什么官?”
纪登奎发这么大的火,是因为他自己干净了一辈子,对铺张浪费和贪污腐败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。
几个月前,中央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,纪登奎当时五十七岁。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上午,他就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叫到办公室。
“我的辞职报告批了,我不在岗位上了,这套房子就该腾出来给新上任的同志住。”纪登奎指着屋子下达指令,“我今天就开始收拾东西,这几天就搬走。”
管理局的同志劝他:“纪老,您刚退下来,不用这么急。按规定,您可以再住一段时间,等新房子彻底安顿好再搬也不迟。”
纪登奎摆摆手:“规矩是规矩,觉悟是觉悟。占着公家的房子不走,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搬家那天,管理局提议派几辆公家的大卡车和几个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搬运。纪登奎直接拒绝:“我已经不是副总理了,不能占公家的便宜,更不能折腾战士们。”
他找来几个旧编织袋和废弃的纸箱子。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动手,把家里的旧铺盖、几件穿了多年的旧衣服和一堆马列著作装进去。
家里没有名贵家具,没有古董字画,最值钱的就是几排大书柜。一辆普通的小货车,一趟就把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全部家当拉到了新住处。
在位时,纪登奎更是出了名的“抠门”。
有一次,他以副总理的身份去南方某省视察农业灾情。地方上的领导为了迎接他,专门包下了一家高级宾馆,并在房间里摆满了进口水果和高档香烟。
纪登奎推开房门,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,停下脚步。他转头问随行的地方干部:“住这一晚多少钱,桌上这些东西谁掏钱?”
地方干部赔着笑脸:“纪副总理,这都是地方上的一点心意,走的是接待经费,不用您掏钱。”
纪登奎沉下脸,指着门外:“接待经费不是老百姓的钱吗?外面受了灾,老百姓饭都吃不上,你们让我住高级宾馆吃进口水果?把这些东西全撤了,给我换个县委招待所,不然我今天就睡吉普车里。”
地方干部吓得满头大汗,赶紧照办,把他安排进了一家墙皮发黄的普通招待所。
视察结束前,纪登奎照例审查接待费用清单。他拿着笔,指着账单上的一笔开销,把负责接待的干部叫到跟前。
“这笔伙食费怎么这么高,我们这几天吃了什么山珍海味?”纪登奎厉声质问。
干部结结巴巴地解释,因为有中央首长来,食堂专门去市里采购了海鲜,加了几个硬菜。
纪登奎把账单重重地拍在桌子上:“咱们花的是老百姓的钱。从今天起,我定个规矩,我走到哪里,就吃哪里的机关食堂。四菜一汤,不准见海鲜,谁敢超标,我拿谁是问!”
他出差从来不带家属。开完会,他自己提着旧皮箱上下车。随行秘书看他年纪大了,要帮他拎包,他一把抢过来:“我的手脚还没废,自己能拿。”
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同样苛刻。纪登奎的几个孩子到了参加工作的年纪,有人提议可以安排进中央部委或者效益好的国企。
纪登奎把孩子们叫到客厅,定下死规矩:“你们是我的孩子,但更是普通老百姓,谁也不准打着我的旗号去要官要待遇。”
结果,他的子女们全都在普通的基层岗位上做着普通的工作,没有一个人因为父亲的职务而享受过任何特权。
那天晚上,看完那条贪腐新闻后,纪登奎连晚饭都没吃下。
他关掉电视,一个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坐了很久。
他虽然不在其位了,但听到国家财产被侵吞,依然心如刀绞。他从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里走过来,吃过糠咽过菜,太清楚新中国的家底是怎么一分一厘攒起来的。
纪登奎晚年一直住在这个普通的院落里,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。1988年7月13日,纪登奎在北京病逝。
权力可以交接,职务可以辞去股票杠杆平台app,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骨子里那份“天下为公”的信仰,却是一辈子都卸不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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